1 月 7 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Subhash Desai）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

根据德赛的说法，富士康已决定不再像 2015 年与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所写的那样，在印度投资 50 亿美元。而取消合作的原因，是“富士康与苹果公司产生了内部纠纷”。

富士康曾与印度达成协议，计划到 2020 年在印度建立 10-12 个工厂，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但据德赛所说，“富士康当初做出的投资承诺没有兑现，将来也不会兑现。”

富士康随后回应称，“与苹果产生‘内部纠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印度的生产计划正在向前推进。”但并没有否认新厂不打算开了的说法。

这两年富士康频频传出去海外建厂的消息，但很多备受瞩目的项目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顺利落地，而是胎死腹中。

2011 年，富士康进入巴西，建成“全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苹果手机生产线”，2017 年裁员降产能；2014 年，富士康计划在印尼投资 10 亿美元，2015 年因“土地问题”而决定不继续进行投资；2018 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与特朗普一起为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新厂举行动工仪式，2019 年，该工程传出停摆的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富士康的出海大计并非全盘皆输。根据给投资者的简报，富士康在巴西、墨西哥、日本、越南、印尼、捷克、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设有工厂。

只不过这些工厂大多并不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或者产量非常小。而苹果的生意恰恰是富士康最赚钱的业务。

富士康为什么想把制造业带到海外去？

“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商业的黄金法则。”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 Josh Foulger 说。

这话没错。事实上富士康大部分的鸡蛋一直都集中在中国的篮子里。2019 年，富士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称，富士康仅约 25% 的生产能力位于中国以外地区。

但是中国的篮子正在发生变化。

催动变革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和美国摩擦——在中国组装好的 iPhone 在进口美国时可能要承担附加关税，这给富士康和苹果带来成本危机。根据年报，在苹果的长期资产中，中国资产占到了 30% 以上。这些长期资产主要指的是产品加工和制造设备、零售商店以及相关基础设施。

第二个原因是新兴市场正在通过加增关税的方式逼苹果来建厂。以印度为例，这个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先给所有从国外进口的手机整机加增 10% 的基本关税，再将关税从 10% 提高至 15%，再从 15% 提高至 20%。

在小米等中国手机公司拆整为零，不进口整机而进口零件，然后在印度境内组装后，印度政府又开始对手机核心零部件征收 10%-15% 的关税，逼它们直接在印度国内买零件。

苹果的境遇也一样，要么在印度建厂，要么承担高出来的关税成本，要么把印度市场拱手让人。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在 2012 至 2017 年期间，上涨了 50%。而印度的工人薪金比中国便宜约三分一。

最后，中国市场正在被更急眼的竞争对手吞食。2019 年下半年，特朗普的一纸禁令使得华为手机海外销售大受影响，逼得华为反过来猛攻国内市场，包括苹果在内的其他手机品牌在国内的份额被大大吞食。

36 氪的文章《2019，中国手机惊变150天 | 深氪》记录了这一场变革。据调研机构 Canalys 报告，2019 年 Q3，华为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42%。同时期，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华为占据了中国超过八成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虽然在中国制造的 iPhone 不仅仅卖给中国人，但中国市场的收紧还是让苹果更急于寻找海外的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和拉美，也就有了更多理由把工厂开到那里去。

富士康为什么很难在海外造苹果？

1、政局不稳，经济形势差

巴西是富士康出海造苹果的第一站。

2011 年，富士康进入巴西，宣布了数十亿美元投资计划，并表示将帮助巴西创造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当地媒体 Istoe Dinheiro 当时的报道，在巴西圣保罗市，富士康已经建设了全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苹果手机生产线。

但到 2017 年时，富徐州苹果手机维修网点士康仅在巴西雇佣了约 2800 名工人。作为对比，同时期的富士康郑州工厂雇佣了约 35 万名工人。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巴西，富士康得不到稳定政局的支持，也得不到稳步向上走的经济环境。

2011 年时，力主支持富士康来建厂的巴西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 2016 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遭弹劾的女总统，政府承诺过的一些税收优惠被减少或取消。

从罗塞夫就任总统的 2010 年开始，巴西 GDP 的年增长速度从近 10% 一路下滑，2012 年出现了零增长的胶着状态。失业率和通胀率也震荡走高，到富士康关闭 iPad 生产线时，已经达到了巴西历史高位。

那么富士康在巴西建厂六年的效果如何呢？

一开始，据巴西媒体估计，当地组装可能使 iPad 或 iPhone 的价格降低多达 30%，因为此前巴西对进口智能手机征收超过 60% 的税。

但是，富士康的出现并没让苹果产品的价格下降。iPhone 6 发售时，在巴西的售价比美国售价高了 97%。甚至，连按时发售都做不到。巴西消费者见到 iPhone 4S 时，已经比全球发售时间推迟了至少两个月。

2、基础设施缺乏，没有完整的供应链

印度的政治局势比巴西稳固，经济发展势头也好得多。而且这里还是智能手机品牌必争的最后一块蓝海。

2015 年，富士康在斯里城开设了第一家印度工厂。这里雇用了 1.5 万名工人，以女工为主，日薪只有 4 美元左右。但她们组装的不是苹果，而是小米。

2017 年，富士康的第二家智能手机工厂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 Sriperumbudur 产业园建立，雇佣 1.2 万名员工并决定于 2019 年首次在印度生产 iPhone。

2019 年 10 月，一个包装盒背面印着 Assembled in India（印度组装）的 iPhone XR 终于出现，富士康成功在印度造出了苹果手机。

但是在这里产出的苹果数量相比全球对苹果的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路透社 2019 年 8 月经过调查后发布的报告显示，苹果在印度和巴西两国生产的产品只是用来满足当地需求，而在中国增加的苹果代工厂远超过中国以外。

根据苹果的数据，在中国，单是富士康的工厂就从 2015 年的 19 处扩展到了 2019 年的 29 处，另一家代工厂和硕则从 8 处扩展至 12 处。而且它们是随着苹果增加了智能手表、智能音箱和无线耳机等产品线而新生的。

不光是组装厂，在供应链上，苹果对中国的依赖也在逐渐加深而非减少。路透社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时，其所有供应商的厂址有 44.9% 在中国，但到 2019 年，已升到 47.6%。

相比之下，印度的缺陷很明显——缺少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是天然的资源，但公路、铁路、供水设施和完整的供应链要花费这个国家大量的时间去建造。

正如北京研究公司 Trivium China 的创始合伙人 Andrew Polk 所说的那样，“全球供应链是支离破碎的，但中国只有一个。”

在中国大陆，苹果的供应链几乎都在 24 小时车程之内，但是富士康的印度工厂，许多零件还依赖 5800 多公里外的中国广东供应。由于金奈市和附近地区严重缺水，富士康的印度业务负责人 Josh Foulger 还要为数千名工人解决用水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度的代工厂可以承接 Google Pixel 智能手机的订单，但要接苹果的订单就有点麻烦。因为苹果要求的出货量更高，要保持灵活也就更难。在中国，苹果可以每年生产出数以亿计的手机，同时可以只维持几天的库存，这让苹果可以保持更稳健的自由现金流。

3、缺少廉价劳动力

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越南没有，美国也没有。

越南的劳动力便宜，但是不够多。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总人口是 9554 万，而中国河南省的总人口是 10906 万。

美国的劳动力比它多一点，但是不便宜。郭台铭为美国威斯康星州工厂员工的年薪承诺是大约 5.3 万美元，而根据富士康在国内各类招聘网站上打出的广告来看，中国普通一线工人的薪资是月薪 3000 元左右。

虽然郭台铭一开始就没打算在美国造苹果——如他所说，富士康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将会是“高科技、高薪水、高潜能、高价值”的工作，主营业务是生产 LCD 液晶显示屏面板，但纵使这样，招人也是个大问题。

按照最早的计划，富士康工厂将在 2020 年底雇佣 5200 人，并“最终雇佣 1.3 万名员工”，然而 2018 年年底，该公司在威斯康辛州仅雇用了 156 名员工。

2019 年 2 月，富士康高管告诉媒体不会再建设制造工厂。两天后，说辞又变了，因为郭台铭和特朗普进行了“私人谈话”。美国工厂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一个基于商业逻辑的存在，而是一场政治游戏。

曾力主支持富士康建厂，并承诺提供 40 亿美元补贴的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和前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都是共和党人士。2018 年 9 月，在讨论《富士康法案》的会议上，虽然州议会中的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还是通过了该法案。

现在，一直对建厂协议持质疑态度的民主党人安东尼·埃弗斯（Anthony Evers）接替斯科特·沃克成为州长，威斯康星已经回到了民主党人手中。富士康又命运几何？

2011 年 2 月，奥巴马在硅谷晚宴上问乔布斯：“要在美国生产 iPhone 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这些工作什么时候能回到美国？”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答：“永远不可能。”

“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什么地方能够每天制造出 60 万支手机，”旧金山供应链公司 Fictiv 的执行长 Dave Evans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富士康仍然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但麻烦在发生。2019 年四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该季度收入达到 1.73 万亿新台币，创下历史第二高纪录，但同比下跌了 4.4%。整个 2019 年，富士康营收为 5.33 万亿新台币，同比上涨 0.82%，增速大幅放缓。